对于那些在上世纪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遭遇过不该遭遇的苦难，甚至是死里逃生侥幸活下来的朋友，大家常常用一句无奈的话来宽慰：『那也是一宗难得的财富呀！』但在读过戏剧评论家杜高的《又见昨天》后，却怎么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一种无法控制的沉重挤压着我的全身，一切宽慰的话语都显得多余。

就我近20多年来与杜高的交往和了解，我敢说，如果不是青年学者李辉在潘家园旧货市场里买到了他的历史档案材料并在2001年4月号的《书屋》杂志上发表了那篇备受关注的《关于〈杜高档案〉的对话》，他是不忍再翻开那一页屈辱的历史的。他知道，要翻开那一页，无异于揭开早已愈合了的伤痕，他和他的亲属都要经受再一次的、非常人所能承受的精神折磨。但他毕竟还是做了。与其说，他想在这本书里倾吐和描绘他所经受的灾难，毋宁说，他是想让后来者了解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一段万万不应重复的历史，以及这段历史留给后来者的是什么样的昭示。他是要藉以向那些在苦役中一直怀着希望、却遭到厄运的青年难友们祭献上一杯老酒。

在开始于1955年春的反胡风运动，紧接着1957年春夏之交的反右派运动中，某些准政治家们用逼供的手段罗织出来、事实已证明不能成立的种种『罪名』——『小家族』的骨干分子、极右分子、道德败坏分子，——把一个热爱文艺、追求自由、向往进步、纔华超群的青年定为专政的对象，将其投入监狱和劳改队，继而街道管制，使其度过了24年失去自由的屈辱的人生。一个在沉重的苦役、非人的侮辱、饥馑的袭击、精神的摧残、强制性改造中度过了半个世纪的他，为了生命，为了生存，不得不苟活，不得不『异化』了自己，变成了一个只能俯首称诺、只能说『请罪』、精神极度麻木、失去人格尊严和『自我』的人。他说：『苦吃多了，年岁一天天大了，原有的锐气也就被一点点磨掉了，我也就一点点地不再是我了。』他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在经受了各种严酷的浸透了血和泪的改造之后，我究竟得到了什么？我得到的就是失去了自己，我不再是「我」。我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没有了自信，没有了向往，也没有了梦幻。我麻木地活着，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对于一个正直而有抱负的知识人来说，『哀大莫过于心死』。他的心，几乎濒临着『死』的境地。——这就是24年荒诞而真实的历史，荒唐而残酷的人生。

一个小人物的历史悲剧，照出了我们民族的一段悲剧历史。——这就是此书的价值所在。无论对于作者本人，还是对于那些曾经参与过制造冤案的人，都是一部历史。谁也无法改变它。谁也无法粉饰它。《又见昨天》里附录的那些政治运动的原始文件，把当年审讯者和积极分子们的凶神恶煞般的面孔，牢牢地记录在案而无法更易、无法抹去了。记得一位令人尊敬的前辈说过大意如此的话：改变观点（面孔）是允许的，但要做出诚恳的申明呀！我想起了当年刚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周扬，在《人民文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曾泪流满面向被他伤害过的文艺界朋友诚恳道歉，而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尽管历史的责任不是某一个人可以负得了的，但历史的教训总应认真吸取；可惜在中国知识界有勇气当众忏悔自己过失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又见昨天》记述的固然是一个人的一段惨痛的人生悲剧，但我觉得它的价值还在于一个知识分子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解剖，真实地讲述了在政治高压下一个知识分子精神死亡的过程——『我不再是「我」』。当然，无可回避的，它也是对历史的拷问。作者笔下的路翎的悲剧，一个少有的文学天纔被逼迫到精神失常，深深地陷进了『囚徒的恐惧』里。作者也讲述了吴祖光的奇迹，他顽强地保持着『自我』，不管处境多么险恶和面对多么强大的权力压迫。难得的是，在叙述这些历史的悲剧时，作者的情绪是平静的，文笔是平实的。作者让事实说话，没有给事实『注水』，甚至没有文学家的渲染，因为他意识到他是在叙述历史，他要对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负责。我为今天能读到这样的一本书，感到由衷的欣慰。作者：刘锡诚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