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秋天，我和女友一起从财经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她被分配到市总工会。

　　工作、结婚、生子，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的命运。我平庸且没有远大理想，对未来的最美好憧憬也不过如此。谁知一个意外事件打乱了我的计划。

　　女友的一个远房舅舅解放前夕跟着父母到了台湾，后来去了美国，回来探亲时，他表示愿意帮我们出国。女友马上热血沸腾，怂恿我和她一起去。 我对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世界有挥之不去的恐惧——洋插队、人情冷漠、从头开始奋斗，所以提议：她先去；境况好的话我也去，境况不好的话她回来，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女友要走了。在飞机场，我和她握着手四目相对，两人依依不舍。她说：“等我。我们到美国结婚。”我却说：“你可是去资本主义花花世界呀！你能等吗？”话刚出口，我就觉得不妥，于是连忙道歉，“对不起，我胡说的。我会等你的。”

　　很不幸，我一语成谶。半年多后，她果然另有所爱。

　　我不是独身主义者，许多年来，经亲朋好友介绍，我看了数不清的姑娘，见过，处过，也爱过，可是最终没有一个姑娘与我走进婚姻。好在有父母，生活中的一切琐琐碎碎都由他们照料，我只要安心工作就行了。

　　与情感不如意相比，我的事业还算顺畅。我工作认认真真、中规中矩，这恰恰是财务所必须具有的品质。一年又一年，我按部就班地提升——会计、主管会计、财务主任。1998年公司改制时，我被任命为公司的副总经理，主管财务。

　　然而，有条不紊的生活忽然偏离了轨道：2004年初冬，父亲没有一点儿征兆地突发脑溢血去世；他的去世击倒了母亲，被 糖尿病并发症折磨的母亲在2005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匆匆走了。父母辞世后，我的生活全乱套了：我既不知道自己有几套西装，都挂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有多少件衬衣，还不会操作洗衣机、微波炉、电瓷炉，更别提做饭了。上班时，我衣冠不整，头发蓬乱，多次惹得女员工掩嘴偷笑。

　　2005年4月的一天，工会主席找到我说，29日市总工会将举办一个八分钟交友会，届时，女士坐着不动，男士依次和每一个女士面对面八分钟。她很郑重地告诉我，这是公司领导交给她的任务——帮助我找另一半，既是为了我的幸福，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心里明白：常常迟到的人、生活狼狈不堪的人，是不适合做领导的，我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我说，我会去的，并争取解决问题。

　　我像做账目那样仔细地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1)准备好三分钟的陈述词。根据播音规律，每分钟可以说180字，我说得慢一点，那就每分钟150字吧，三分钟是450字，这足以介绍完情况。(2)让我有感觉的女士应该是相貌比较好，年龄在30岁以上，家庭环境不限，文凭不限，但要有幽默感。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每天和枯燥的数字打交道，工作强度很大，回到家里，妻子有幽默感、能引发笑声是很重要的。(3)宁缺勿滥。对不过电的姑娘一律不发表陈述，只要微笑就行，那样既不会失礼，又会使对方明白我的态度，双方都不至于太难为情。

　　29日中午，我看着镜中的自己——衣冠楚楚，气质成熟，额头上抹不去的皱纹确切无疑地告诉人们我已到中年。41岁了，还去玩这种年轻人的游戏？我不禁有点气馁，但想想乱七八糟的家，想想每天狼狈不堪的日子，我又对自己说：今天，你要找一个能改变这种生活状况的妻子回来。

　　活动大厅里装饰得热烈却带点俗气：大红大绿的飘带，姹紫嫣红的假花。我忽然没了信心：在这里能找到合心意的妻子吗？与庸俗环境相对的会不会是庸俗的人？

　　时间到了，原本在大厅里走动的女士都找椅子坐了下来，每把椅子相隔两米。我正考虑陈述时声音应该控制在多大分贝才合适时，女主持人请男士入坐了。随着大厅正面那个白色石英钟的指针指向2时正，主持人宣布：第一个八分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