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李国明说，1998年1月，他来杭投靠在三廊庙开店的姐姐，房子是向某商行租的，房东之一是一个叫陈阿英(化名)的女人。她很热情，认识了半个月，就认小李做了干儿子。

　　干妈对他很好，还给他在余杭临平找了份在建筑工地拉车的活。9月底的一天下午，干妈说干爹不在家，要他晚上7点半陪她下班回家看电视。在他看电视时，干妈不停地挑逗他。他们在沙发上做了那事。小李说，当时我才19岁，是个处男，从来没接触过女性，我是在干妈的引诱下做那事的。

　　第二天，他对干妈说，在我们家乡破身是要红包的。她笑着说，我给一块两块你要不要？小李表示无所谓。她又说杭州没这个风俗。晚上，干妈又请他到她家去。就这样一星期后，他从肉体和精神上都成了干妈的“俘虏”。耳鬓厮磨之际，他记住了干妈的话“等你娶老婆时，我一定给你一个2000元的红包”。

　　1999年春天，干妈带他去买衣服。他嫌衣服难看，干妈却说：“你是外地人，难看一点不要紧。”小李觉得受到了污辱，把衣服扔到马路上后，打了她。此后，小李老跟干妈吵架。

　　一个月后，干妈到别处去当经理了，想想自己以处男之身委身于一个比他大24岁的女人，他拎起电话，给干妈和干爹两条路：要么我娶干妈，要么给我2000元钱。

　　在约定的日子，他拿着刀赶到干妈家准备与干爹决斗，经民警规劝才了事。第二天，他找到干妈的店里。干妈抹下脸对民警说，他敲诈她，他被关进了派出所。现在，他对干妈只有恨没有爱。他只想要回2000元钱，他说这是干妈应该付给他的破身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