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回T市探望生病的老母，在医院碰到中学同学C——她早已下岗，现在医院做清洁工——几句寒暄后，她很认真地问我：“还记得高君吗？就是咱们班的英语课代表？前些日子他跳楼自杀了……”

    高君！我们的英语课代表！他怎么会跳楼？！

    高君属于30多年前的记忆，那时我刚考入T市一所重点中学的初中，半年多后，文革爆发，中学生涯就此结束，我们这批特殊的“中学生”，史称“老初一”。当年班里男女生基本不交往，因此到今天，同班男生不仅是“纵使相逢应不识”，而且是连名字也彻底地忘记了。但是高君不同，我清楚地记得他：高君相貌极普通，只是头显得很大，与很低的个子不成比例，却偏又姓高，起初知道他被老师指定为英语课代表时，颇有些同学不服气，一帮女生还给他编了顺口溜：高代表不高……

    可是很快，我开始尊敬他了：高君学习英语特别认真，所有的课文背得滚瓜烂熟，虽然发音略差，但是总是勇敢举手主动回答老师的提问，而多数同学最怕被英语老师提问。母校有着骄人的光荣传统：年年都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故而尽管是初一学生，同学间也常聊起将来考什么大学的话题，据说高君曾坚定地表示，他只考虑北京的重点大学，自然又引起男生们的起哄，不过，我却暗暗生出几分对他的敬意……以上就是关于当年高君的全部记忆了，自下乡插队后便再也没见过他。

    后来从和高君在一个工厂工作的C那里听说过一些他的情况：多年前，高君通过自学从普通工人考入工程师技术人员系列，在厂里属于有技术、能干的人物，但是在我心目中，高君仍旧是戴着红领巾的13岁男孩模样。4年前，高君和C所向的工厂，T市一家大型国企在换了七、八茬领导班子之后，终因越来越严重的巨额亏损而破产，全员下岗。数月前，C的丈夫，曾在T市另一家大型国企当车间主任，也下岗了，据她讲，靠两人的下岗生活费(每人约300元/月)再加上自己打零工的收入，日子还过得去。想来高君是有技术的人，下岗后的情况应该不比C差？为什么会如此不智….？C坚持厂里同事们的说法：认为高君是为了交不起儿子上大学的学费才跳楼的…，我实在不愿相信，可是C的解释确实令我心惊：高和妻子同在一个厂，3年前同时下岗。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固定工作，去年年初，赶上有关部门要求买现住房(必须买)，他们只好向亲友借钱，为此欠下大笔的债务。几个月后，儿子又考上外地某重点大学——属于1999年高校扩招的收费生，报到就须交3万元(还不算其他费用)。

    高君夫妇的亲友，大多情况和他们类似；少数能借的都已经借过而且还没有还，高君无法筹措这笔学费。但是儿子却执意要上大学——我想这分明是高君自己多年熏陶出来的结果：30多年前我们那个初中班，50个人，最终只有2个人搭“末班车”——通过77年文革后的首次高考，上了大学。母校的高考升学率多年来一直在70%以上，按正常情况，我们班会有20多个人考上大学、高君当然应在其中……但是，不知为什么，高君没有参加77年的考试，于是他只能、也必然地会将自己的大学梦寄托在儿子身上，可是当儿子真的考上大学，两代人的梦想可以实现之时，他却无颜以对儿子以及自己….我坚决反对C将高君的死与高校扩招学费上调相联系的，要怪，应该怪高君自己心理素质不好，死心眼，钻牛角尖：跟亲戚借不出钱，为什么不和老同学们联系？特别是在外地工作的同学，诸如我，好歹几千元总拿得出，大家凑一凑，怎么就能为这3、4万元寻了短见，扔下老婆孩子！再者，为什么不到银行申请贷款(尽管我不知道象高君的情况可否快捷地办好贷款？)；或者，怪他儿子不懂事，不体谅父母的艰难，…；或者；怪他老婆不贤惠，不能及时与丈夫交流，以化解高君的去意……。

    听了我的“分析”，C作不屑状：“你当然会这么说，因为你是受益者…”是的，我可以算是高校扩招、学费上调的受益者，由于赶上了77年的那趟“末班车”，圆了自己的大学梦，现在北京的一所重点高校任教，我清楚地知道高校扩招对于提高我国国民素质、充分发挥现有高校教育资源的效率、加快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有着至关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痛心地看到，一些高校中，有“萝卜快了不洗泥”情况，诸如：一些专业基础课由2个班的合班课改为5个班一起上，为保证教学质量必须批改的学生作业，变成教师的“义务劳动”，批不批，随便——校方为省钱，不配备助教，150个学生的作业批改全靠任课教师的“觉悟”，——于是相当多的教师不要求学生交作业，学生也乐得不写作业，师生皆大欢喜；教师讲授新课，应有充分的备课时间、进修及资料代表费用。现在统统节省了：下个学期第一周要上的新课，有到暑假时才通知的，教师需自己现到书店找课本；高等教育最重要的资源——图书馆的专业图书、资料并没有随着学生人数的成倍增加而有相应增加；更重要的是，一些高校以教师校外的活动成就评定其学术职称、工资级别，这些成就又主要地直接用教师个人能从社会上拉到的货币数额——即“科研到款”来衡量。

    这种不合理的评价标准，施于从事社会科学类本科教学、特别是基础课教学的教师，造成的“逆向选择”效应，直接了侵蚀有关高校的教学质量。于是，在高校的学费涨到象高君这样的下岗工人无法承受的同时，一些高校的教学质量却有所下降…返京前，忘记向C打听高君儿子后来的情况。现在却常常想起：或许我的课堂上就有象高君儿子那样，身负两代人的大学梦、家境艰难的学生……每念及此，意欲从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以便向校外发展，争取“科研到款”之决心便有些动摇……

    高君离去已经一年多了，转眼即是新世纪了，我奇怪自己竟无法忘掉高君——30多年前的一个执意要上“北京重点大学”的男孩——毕竟我们只是做过半年多同窗的初中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