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外传》开机前一天，宁财神眼见着剧中的“同福客栈”就这么被一砖一瓦搭成了实景，他心中的千万个感慨只汇成了一句：我操！

　　每个男孩都有武侠情结，宁财神也不例外。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爱看武侠片的职业编剧”。“我就特别喜欢那种打打杀杀的场面，好看哪！”宁财神身着一身黑色小马褂，窝在沙发一角，耳朵上的小耳环若隐若现。“老了，没有那个机缘，要不是韧带拉不开了，我也很想去练。”他比划了一下招式，笑了。

　　1970年代的男孩，鲜有不受录像厅影响的。“1983年版的射雕，都是在录像厅看的。等到1990年代家里有点小钱，可以从广东买录像机看录像带了，先看毛片，后来看武打片，慢慢变VCD,DVD,都是看香港电视长大的。”

　　他的严重的武侠情结在和导演尚敬的一次酒后失言中落实下来。2002年5月，上海安远路上的小酒馆，导演尚敬说，喜剧必须得有个新玩艺儿，弄个张牙舞爪、眉开眼笑、浑身上下充满精气神的漂亮玩意儿！宁财神说：那就弄一古装武侠呗。

　　其实这样的玩意儿在早年的香港电影里已经用了个滚瓜烂熟，许多搞笑方式香港在上世纪80、90年代都已经不用了，这一次，只是把大概的玩意儿搬到电视上来，在具体的细节、元素上加以歪曲和更新。“就好比郭德纲说相声，用的是传统相声的大段，里面的细包袱就是翻新。”

　　区别的办法是本土化。“《武林外传》搞笑的方式、趣味都是大陆的，拿到香港去，也不会觉得搞笑。就像香港人的喜剧我们虽然觉得好笑，但是我敢肯定是打过折扣的。看好莱坞的影片觉得好笑，是因为文化侵略已经超过10年了，我们已经在他们的话语系统里面了。所以喜剧的本土化是非常重要的。” 宁财神认为喜剧一直伟大不起来就是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像莎士比亚那么强的编剧，过了几百年，我们也不觉得太好笑。

　“写剧本是越快越好。很多剧本都是三四个小时就写完了，然后往那一扔，放上一个礼拜，都忘了故事说什么了，再回去细改。”

　　“要不是这一个礼拜后的忘记和修改，出来的活会很糙。”宁财神不是巴尔扎克，虽然他也写人间的喜剧，写小人物，写七情六欲，写恋爱中的男女。“剧组100多号人等着米下锅呢，我必须每天写一集。”宁财神咬着牙紧赶，“尤其是最后20集，脑力明显不济，每次电话响，都觉得是剧组催稿，都快崩溃了，给朋友俞白眉打电话，说‘你帮我写两集吧’，他说，‘别逗了，你就快写吧。’”

　　他只好一个人把80集都写完了。演员和导演的疲劳是感觉不出来的，但编剧的疲劳马上就能看出来。喜剧有硬指标，就是必须能把人逗笑。“要是过了5分钟不笑，过了10分钟还不笑，就会有人说，唉，这集怎么这么没劲？”

　　5年的情景剧写作是他的经验源泉，宁财神把自己所知道的手法、段子几乎都耍出来了。“有时候是演出来好笑，写出来不好笑，有时候是写出来好笑，演出来不好笑。” 编剧如同编程，需要大量的规则和计算。小噱头是不值钱的，扎实的细节与情感才能真正站住脚。他已经小有心得。

　　于是，知己知彼，他写情景喜剧，少有收到修改意见，少有受到委屈。

　　然而中央电视台的尺度是严格的，宁财神的《武林外传》里，纯情得连接吻都看不到，男女之间顶多拥抱一下。“每个人的性格里，肯定都有特别邪恶的一面，但被我用经验和技术慢慢洗刷干净了。”

　　上海男人、模范丈夫强调他的主旋律：我相信央视能够播这个戏，也是因为剧中的主旋律的特征，大量的说教，每一集都在讲道理，都在宣扬真善美，人性的力量、温情，等等，不一而足。

　　这让他想起了《健康快车》，每一集几乎都要和一种病有关联，他几乎要抓狂。

　　“主旋律是导演的要求。刚开始会觉得不舒服，但这是代价嘛，不可能做任何事情都由自己的性子。” 他紧锁浓眉，“要是尺度宽松些，《武林外传》会比现在搞笑2-3倍。郭德纲在剧场里讲相声，尺度要比我宽松得多，郭德纲的段子里，有性、死亡，政治其实也有，全是最好使的包袱。如果有人觉得电视上的郭德纲不好笑，那就是尺度的问题。”

　　写喜剧，勤奋固然必须，但心态也非常重要。写喜剧总要和周遭环境开玩笑，需要用怀疑的眼光，放大日常生活中的瑕疵。

　　“如果有人慷慨激昂地发表言论，我会问：是这样吗？”“如果是写杂文，大部分人会变得富于攻击性，写字变成了投枪。写喜剧就必须用挠痒痒的方式。就算玩笑开得过分了，出发点也不是为了攻击，这很重要。”他认为，网络上没有尺度是允许的，但在电视上肯定不行。“所以我被逼得不得不善良起来。”

　　“其实我更愿意做更恶毒、更黑色的东西，可以张牙舞爪的——我相信在几年之内不会有这种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