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中山大学哲学博士）

　　时间总是均衡地直线前进，惟有一系列历史事件，歧出于固有的日常生活，由是竟斩断了时间的进程，让一个历史事件前后的时间，呈现出不同的样态来。在晚近的中国历史里，没有比“八十年代”更加容易构成一个“时代”的了。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前的1978年，所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成为一种新思潮的端倪，也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怀念，是必要的

　　但今天我们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却有两种不同的指向。一是指那个烙上“新启蒙”的时代本身，与那个时代慷慨激昂的理想主义精神；一是八十年代出生，这几年开始在知识界、文坛崭露头角的年轻人。然而，前者还没来得及回顾自己的历史，后者便褫夺了他们的名号。

　　这两代人，无论是在生活背景上，还是在精神特质上，都呈现出两极对立的特点。八十年代的“新启蒙”的中坚力量，主要都出生在1949年到1966年，他们的身上，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情怀，理想主义激情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被严重扭曲了。直到“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他们才开始有一个重拾山河破碎的空间，于是便从五四先贤那里，继承了“启蒙”的事业，在一片精神废墟上卷起一股“文化热”。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前现代的文化言说沉寂下去二十年过去了，“八十年代出生”这一代人成长起来，前现代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的身上却已经带上了浓厚的后现代气息。这一代人，是“后理想主义”的一代，在他们身上，集中了太多后理想主义的特征。理想主义意味着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向度的存在，这种道德向度召唤人们去为了理想而努力、奋斗，乃至献身。而后理想主义的时代，则是理想刚刚破灭，激情顿然消失的时刻，这一代人不再激情满怀地高亢，甚至赶不上高唱崔健的“一无所有”，却熟稔地学会了随口说出周星驰的经典台词：“我靠”！

　　在这样的时候怀念八十年代的精神，是有必要的。

　　理想与启蒙

　　八十年代留下的是什么呢？从学术的角度看，十年之间，几乎可以说乏善可陈。老一辈的大师们已经无力拿起那根搁下了整整三十年的笔。即便有像冯友兰老先生那样老骥伏枥，完成“三史释今古”的工作，但是他晚年的学术成就，也远远比不上年轻时代。而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则是在学术、思想都青黄不接的时期完成他们的教育的，在八十年代，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学问的积累。———甚至到了十几年后，“学问家凸显”的时代过去之后的今天，总体上的学术状况也仍然让人乐观不起来。

　　在思想上，八十年代留下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回归常识。回归常识意味着告别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的癫痫，回到现实世界中来，重新接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谱系，继续引入现代文明。1978年，所谓“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两个凡是”才被彻底否定。接下去，一些民间文化团体为思想启蒙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体上来说，八十年代的思想，功绩在于吸取各种灾难的教训，从天上回到人间，回到常识，回到对个体尊严、自由的言说上来。

　　八十年代最让人浮想联翩的是其时代精神———理想主义激情。相比于九十年代之后而言，那个时候几乎可以说是五四之后又一个“没有学者的时代”。几乎一切的“学者”，都是思想者，陈独秀、鲁迅，成为知识分子的榜样。那是一个真诚的时代，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困惑的时代，一个混沌的时代。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在这样的时代里探求中国的未来，并把这种探求视为他们真正的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时候，知识分子继续“五四”先辈们，开始构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寻找失落的世界

　　九十年代之后，不乏对八十年代思想、学术的反思。例如，反思八十年代的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便认为那是浮躁空虚的表现，由此便有了“国学热”的反弹与重建学术规范的讨论。李泽厚先生对比八十年代的学风，就说九十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但是，对八十年代的反思很快变成了对八十年代的反动，九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放弃了个人立场，进入学院，纷纷在体制内谋求个人的发展。知识分子在学院中成了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甚至是机械的技术专家，而其民间情怀，则急遽淡化了。知识在现代学术分科中碎裂了，知识分子也分裂了。传统定义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八十年代时候定义的知识分子，连同那时候的知识分子精神，正在消亡。

　　在这样的时候，八十年代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提供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性格的范本。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八十年代生”一代人成长起来了，这一代知识分子，是20世纪中国的第六代知识分子，也将成为开创新世纪的知识分子。

　　在这个后理想主义时代，这一代人只能去承担后理想主义带来的各种混乱与迷惘，苦痛与彷徨，并且创造出自己的时代。对新一代人而言，如果失去了八十年代这一参照的维度，不啻于失去距离我们最切近的精神脉络。在这种时候，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应该成为当下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应该把“八十年代”这一称呼还给在八十年代用青春去追求他们的理想的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