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爆发的赵薇“军旗装事件”引发民族主义的轩然大波，本来在情理之中。日本军人对在侵华战争中曾犯下滔天罪行，中国电影演员以日本军旗为时装，严重触痛了中国人的战争创伤，赵薇为自己的无知之举公开道歉，也是理所当然。但今年章子怡、巩俐和杨紫琼接拍由斯皮尔伯格监制的《艺伎回忆录》，再度引发愤青式骂客的激烈指责，其状况却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中国演员出演艺伎被骂得冤枉

　　这部以“美国思维”制造、中国女星主演的好莱坞大片，居然同时点燃了两国民族主义者的怒气：中国互联网骂客把章子怡和赵薇的军旗装事件相提并论，痛斥章“丢中国人的脸”，而日本人也因这部影片未启用日籍演员而恼羞成怒。Toei摄影棚原是《艺伎回忆录》的合作方，据传它拒绝租给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拍摄景地，藉此向制作者表示抗议。

　　这场口水战争里出现了一种古怪的矛盾：一方面是中国人在高声痛骂中国演员饰演日本艺伎角色 “有损民族尊严”；另一方面却是日本人在报怨日本演员没有参演艺伎的角色。双方的民族主义逻辑，听起来都振振有词，掷地有声。而究竟是中国人的“脸面”受到了伤害，还是日本人的尊严受遭到了“打击”？这场滑稽可笑的争端，成了我们需要仔细加以辨析的案例。

　　我们看到，中国骂客的逻辑是：艺伎等于妓女和慰安妇，中国人演日本妓女，就是伤害了中国人的尊严。这一道德判断，暴露了愤青在日本文化方面的无知。

　　作为文化符号的艺伎，跟妓女毫无干系，它并非卖弄情色，更与卖身无关，而是一种精妙的表演艺术，起源于中国古代宫廷的歌舞伎传统。艺伎大多清丽温婉，才艺出色，精擅歌舞乐器。艺伎需要经过严格的歌舞训练，其难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在艺伎的演出里，融合着艺术(诗歌与音乐)、情感、智慧和交际手段等复杂技艺。她们的主业是陪上流社会男人饮酒作乐，藉此满足男权主义的梦想——享乐、浪漫、情欲以及对女人的精神性占有。她们是时尚代言人，同时又充满了幽暗神秘的色彩。

　　历史上颇多艺伎与客户相恋的迷人故事。尽管有妓女冒充艺伎，但它仍然是一种富有魅力的职业。一些日本人甚至坚持认为，艺伎是京都乃至整个日本的古老象征，必须全力加以捍卫。 基于这样一种文化事实，中国女演员击败日本本土演员，应邀出演三个主要女角，并未伤害中国人的面子；恰恰相反，按照民族主义的逻辑，她们一举击退了日本女星，成为日本民族的“文化象征”，实在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日本人的威风。日本人对此痛心疾首，本在情理之中，而她们遭到本国人的痛骂，却是令人啼笑皆非。这个章子怡，实在比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小姐更冤。此前，章子怡曾在日本影片《狸御殿》中出演过一位日本公主，但奇怪的是，这则“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喜讯”，却无法博得中国骂客的欢心。

　　反应过度的极端民族主义

　　在日益紧张的中日双边关系里，民间的民族主义具有微妙的制衡机能，已成为“出牌外交”的一个组成部分。中日两国的许多敏感问题上，民族主义都发出了戏剧性的叫喊。但艺人的演出，完全是她们的个人选择，动辄就上升到民族主义的政治高度，并且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最终只能制造“泛民族主义”的公害，动摇民众和平生活的根基。

　　民族主义是对文化共同体的集体想象，但极端民族主义却建立在对自身屈辱的想象之上。极端民族主义无法对历史和现实关系做出理性判断，也无法辨认日本右翼政客、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差异，而是沉浸于夸张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受迫害妄想，并且在此基础上制造种族对抗，展开仇恨叙事和口水抗日，寻找民族主义仪式的牺牲品，把他们送上道德审判的十字架。 极端民族主义是“仇恨政治学”在国际事务中的变体。它遵循低等的感性逻辑，并且在所有的国际事件中反应过度。正如不能辨认军旗装事件和艺伎事件之间的差别那样，极端民族主义者也无法分清岳飞的“国家”和满清帝国的“国家”之间的区别，更不能对微妙的国际关系做出正确判断。

　　尽管如此，极端民族主义却总是在公共社会里扮演大义凛然的角色，其原因在于它所拥有的“爱国主义”桂冠，这不仅令其具备天然的道德优势，还赋予该群体以高度的政治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掩蔽了话语的暴力，令它看起来仿佛是正义的抗诉，实际上却只是一场笨拙的喧闹。

　　在章子怡出演日本艺伎事件里，他们群起羞辱一个女人，对她展开匿名的话语施暴，这一场面为我们勾勒出该亚文化群体的话语轮廓：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日益高涨的仇恨指数、对酷语(暴力话语)色语和秽语的滥用。尽管我本人并不喜欢章，但她没有任何理由成为粗暴的“爱国”仪式的祭品。

　　极端民族主义的火焰是最容易点燃的。这是天真、轻信、冲动、急躁、夸张、偏执和易受暗示的一族。早在1902年的义和拳运动中，极端民族主义就已经露出了其生动的面容。在此后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它几次以不同的样式卷土重来。艺伎事件只是一个警号，它表明，在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公共领域，我们都将被迫面对它的拥抱和狙击。(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