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14区，普通的铁皮小门，几排纤细但挺拔的竹子灵动地勾勒出一个露天庭院的轮廓。青石板的小路一直伸向客厅。竹子前的泥地上支了很多花架，上面摆满了造型各异的盆景，插花和石头。这一片江南秀色让人觉得惊喜又突兀，恍惚中好像作客于杭州老友家。“这些都是他种的,离开中国后他一直惦记着原来生活中的花花草草……”迎接我们的赵先生的妹妹告诉说。

　　刚穿过庭院，赵先生便乐呵呵地迎了上来：“上海的大闸蟹啊，哈哈……”这亲切的招呼立即把我带回到了去年秋天，上海王宝和酒家蟹宴上的情景，虽然那不是我第一次与老人见面。老先生那微微隆起的背没使他显出老态，一头白发也没有让人叹息岁月的痕迹，可要是一个人的眼睛老了，那么他就真的老了。我又想起那天宴席上赵先生的眼睛。好奇、满足，那眼睛在“咪”了一口黄酒，尝一勺蟹肉后陶醉地弯成了两条小鱼，其中的盈盈波光，让人想到了满山的繁花。84岁，对赵先生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只见他往酒杯里倒了些可乐，慢慢举起杯子，略微有些颤抖地送往嘴边。那些调皮的气泡逗得老人眼睛一眯，然后露出了比气泡们更无忧的微笑。时隔一年，老人的魅力还是那么让人心惊，只是听力越来越差了。固执的他，平时不愿带助听器。今天，为了远方的朋友，老人破例地戴上一个“单声道”助听器。无奈，我们的交谈仍然有些困难：老人的思想总会在一不留神间游走到别处。他的听觉不再是仅仅用来接收外界，而是聆听他自己的想象，仿佛那个《茜茜公主》里的老侯爵。

　　这家里最神气的，要属正在楼上梳妆的弗朗斯瓦斯(赵先生的夫人F rancoise)和在我们四周巡逻的七只大猫！赵夫人的特权体现在除赵先生绘画本身之外的所有事宜上，如画展，拍卖等。每当有人询问这些时，老先生都会条件反射地呼唤夫人过来,然后双手一摊，“你们都找她吧，我只管画画。”而那七只大猫，不但有在家里任何地方撒野的特权，还可以爬到客人身边,用爪子温柔地在他们身上蹭磨，然后在客人还没对它们恼火时，有远见地在客人们身上留下一堆长毛，得意扬扬地甩尾而去。

　　在我们的要求下，老先生陪同我们乘电梯到三楼参观他的画室。画室没有我想象的大，和国内一些画家的条件比起来，甚至显得有点局促。画册、音乐带和一张长沙发集中在画室的一边，其余都是工作桌和画架。画室开着天窗，今天正逢33度的反常高温，“嗨，把你们请上来做馒头了……”老人不好意思地摇着头，这才明白为什么老人一再不让我们看他的画室。其实，画室里有个空调，但是老人不知道怎么用。

　　助手摆出了老人最新的三件作品，都是大幅的。除了一幅褐色底和黑色线条交织的，其它两幅都是很明快的色彩。在这些作品里我已看不到先生六、七十年代作品中的沉重和忧郁，感受到的是逍遥自在和孩童般的灿烂和无虑。依旧的是那些细腻敏感的肌理，大块面中微妙的变化，含蓄的情感以及诗意的旋律。不久前曾看到一些评论，说老人如今的绘画有点“甜”，诚然，悲怆的情绪最能打动人，但是无病呻吟则让人如心里爬了蚂蚁般地发痒。如今赵先生的“甜”和“漂亮”，正是他目前生活着和向往着的，是一种真实。

　　面对大师，我们更期盼交流点什么，可是老人没有兴致，却兴奋地把我们拖向另一边，隆重推出他养的一缸金鱼，“你瞧它们多自在呀！尤其是它”，说着，他指向一条黑色的大鱼，“它总是躲在海草的背后袭击别的小鱼，我每次都用这来吓唬它，把它赶到一边！”话音刚落，老人便抓起桌上的一个黑色小瓶盖敲打鱼缸,见那黑鱼被惊得到处乱窜，便得意地开怀大笑起来,仿佛一个大孩子。接着，他又示范给我们看如何喂鱼，并且睁着天真的眼睛，期待着我们和他一样为鱼儿们的可爱喜悦。他说，他边作画,边听音乐，累了便在沙发上躺一会儿。我们问他每天画多少时间，他忽地瞪大了眼睛，仿佛没有听清似的：

　　“什么？”

　　“您每天作画多少时间?”

　　“我不知道,”老人挥挥手，就像遇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看不出了嘛,就不画了。”

　　一阵羞愧让我赶紧打住……后来他的儿媳妇告诉我们，老人作画不让人在身边。常常一个人呆在三楼直到夜晚。作大画的时候，必须爬上爬下，但是再困难他都坚持一个人面对未完成的作品。

　　和他德高望重的地位比较起来，他的满足，他的简单和他对除去绘画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让我觉得有点心疼。出门的时候，他指着一排竹子说，你看到没有，其中有一株枯死了，说罢便疾步走过去把它从众多的竹子挑了出来，一会儿又指着另一边的竹子说，“看到那株长得特别高的了吧，我前不久还爬上去修剪了一下，没想到摔了一跤，不过，那已经是第三次了……”说完便笑了起来。忽然，我想起罗素的一段话：人人都希求幸福，假如说，人得到自己希求的东西就是幸福，那就言之成理。倘若说因为某件事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就希求它，那就是错误的。看着老人，我感到了幸福的来源：一种不计苦乐、利弊，自然存在的需要。

　　一次简短的见面，和我预想的截然不同。坐在回程的车上，我没有因为和大师的话题只局限在他的猫、竹、鱼、音乐和上海大闸蟹上感到遗憾……

　　记得去年上海的饭桌上，老人曾经对一个画家这样说，“你觉得自己这样够了吗？如果你满足了，那么我也就不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