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邓老师这三篇序言背后的是老师一以贯之地坚持的一个问题，即严肃的学术批判与反思的态度。《历史描述与历史问题》中，邓老师关注的是学术与政治的困境问题，即“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解释学术与政治之关系的政治哲学问题”，亦即“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建构中国学术自主性及其条件的问题”，并且经由对作者陈夏红对《那些法律的圣徒》所选取的学术前辈的理论本身的深入探讨及其西方化的取向进行批判与反思而将自己的诉求展现出来。同样，在《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 ——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一书的序言中，通过对近代中国以来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一论题的支配性解释模式的梳理，指出支配这些不同的结石模式的都是一个共同的东西，即“商品化导致近代化”，而朱英该书的一个贡献就在于意识到这一规范认识，并且“探寻具体论辩模式背后的具体规范认识，从而并通过对近代中国材料的实证研究证明这种规范认识的危机和指出解决这一危机的出路，终而形成多元规范认识的局面”这一知识增长或者学术提升路径中的一项智识努力。而在《在体制中拒绝主流》这篇自序中，邓老师的那种一贯的反思与批判的精神与旨趣更是显露无疑，诚如邓老师自己所言：“《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这本文集乃是对我在进入体制以前所选择的那条学术“小路”的继续。这条“小路”的选择，不仅是对一种个人性的、自主性的思想方式的承诺，而且也是对中国学术研究环境中日趋盛行的学术场域与外部其他场域“共谋”的倾向的回应，更是对那条以各种主流形式构成的“大路”的决然批判。”

尽管邓老师一再强调自己对中国既有的教育体制与学术体制的反思与批判，然而， 笔者关注的是面对学术与政治的困境，学者的这种反思能力的实际的可能性问题。正如邓老师所言，“尽管在各个时代或国度，人们应该和能够记忆的东西以及他们不应该和不能够记忆的东西，在很大的程度上讲，都是被规定的，但是其间的最主要的区别却极可能源自于规定记忆的方式和判准的区别，或者特定意志之强制力在这一方面的作用的大小。”记得了邓老师曾经说过，当下这个时代是对“是什么规定了我们应该和能够记忆的东西”不思考的时代，而根据笔者阅读，在邓老师看来，这股强大的规定力量似乎是政治力量。因而，邓老师提出了中国学术人无法逃离的学术与政治的困境问题，而更为根本的仍然是学术自主性以及学术传统的建构问题。

首先，政治力量不仅仅规定着我们所能够记忆的东西，而且规定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学术研究的内容也是为政治通过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所规定了的。因为我们无法选择出生，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没有完全个人性质的人，一定程度上，从出生的时刻起，我们就在不自觉地与政治当权者或者决策者共谋着，毫无选择地接受了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赋予你的某些特定身份。终其一生，都是背负着国家给你的标签过活，无论你从事的是否是直接与政治无涉的职业。

其次，由于政治规定了学术研究的内容，因而这注定学术自主性就必须反思的是为什么是政治而不是其他规定了，或者为什么不是学术自己决定自己？或者学术研究者本身去创造或者挖掘问题？这需要反思研究者本身。尤其是身在体制中的研究者，我觉得这是尤其是身在体制中的研究者更应该思考的问题。

然而，在体制的规制与约束之下、面临政治的强大力量，反思何以可能？邓老师把这种可能性归结为每一个中国学人的学术良知底线。也即，前提在于假定中国学人的那种向善的品格与诉求。然而，在我看来，人都是以自我关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动物，面对现行体制中的“消费学术”、“商业学术”、“会展学术”和“官本学术”带来的强大的利益（比如获得主流的认可、评职称等等），难免会丢失了学术良知。那么，最后剩下的，也可能仅仅是邓老师这样甘于寂寞的欢愉的少数学者了。